習近平要求解放軍於2027年具備攻佔台灣的能力，儘管2027年是否真會攻台尚屬未知，但一連串戰備與演習行動已對台灣造成巨大壓力。共力研究社致力於關注階級、勞動、分配正義，如果我們真的被迫得面對戰爭，那會是怎麼樣的情況、我們可以做什麼？
針對此議題，共力在八月14日於台北的左轉有書書店舉辦「戰爭、勞動、社會韌性」座談會，由共力研究社研究員盧其宏擔任主持及與談，並邀請世新傳播管理學院副教授劉玉皙、報導者國防線文字記者許詩愷一起從不同角度看「戰時的勞動預備」該怎麼辦。
私立醫事人員參與民防意願不高 「必要工作」缺乏保障
盧其宏首先指出，「國防安全研究院」自2021年開始進行「台灣國防安全民意調查」，其中有一道問題詢問民眾：「如果發生戰爭，請問您願不願意參加志願民防團、後勤支援或社區防衛組織？」結果發現，「私立醫事人員」僅19%的受訪者非常願意參與民防，接著，不論政府公營或民營，一般職員與勞工非常願意的比例僅不到3成。相對的，非常願意比例最高者均屬政府或公營專業人員。這樣的差距顯示，台灣在戰時維持民防所需仰賴的大部分醫事人員、一般職員與勞工，參與民防的意願並不高，這為戰時韌性埋下了很深的隱憂。
至於戰時的「必要工作」，盧其宏指出，英、美疫情期間的必要工作人員約2-5成，而台灣按產業別估計約有400萬人需要投入必要工作（未納入電子與批發零售業）。然而，投入必要工作的前提包括提出保障機制，包括人身安全保障、合理勞動條件及家庭支持系統，但現行《全動法》交由各機關個別定義之，比如由經濟部負責的人力與物資經濟動員，人力由部會認定造冊動員，物資由主管機關統計，國防部與經濟部形成生產動員，其中皆未看見勞動部的角色，使得勞工的薪資、工資、安全防護等勞動權益缺乏保障。
以企業作為民防基本單位的可能
劉玉皙則以烏克蘭的擠兌現象為例指出，現代戰爭比的是誰的社會先崩潰，並提到「全社會韌性的概念」，指的是整個社會能快速應變，並從重大衝擊，舉凡戰爭、天災、或灰色地帶攻擊中恢復的能力，「全社會」強調公私協力及社會各領域、各組織加入運作，也強調「自願」，目標是自救與救人，而不是非自願且目標是協助軍事行動的戰爭動員。
劉玉皙也提出「企業」以作為民防基本單位的想法，理由包括《民防法》規範，公司、學校或機關，員工人數達一百人以上，應編組防護團；第二是企業主應有足夠誘因保護自身人力資源；第三是企業指揮鏈明確，日常運作和通訊協定熟練，團隊成員彼此熟悉；第四是民防工作也可跟企業固有的防災與災害管理部門相結合；最後則是職工福利委員會可協助將「員工福祉」與「企業防護工作」相結合等等。
回應盧其宏指出的「台灣國防安全民意調查」，「為何研究數據顯示民防意願不高？」，劉玉皙認為，除了制度保障不足加上缺乏誘因，也因為不明白「民防的目的為何」與「民防要做什麼」，應是重要原因。
未盡的與民溝通 應盤點重大災害經驗可能作為
許詩愷指出，近年共軍機擾台、海底電纜的灰色地帶騷擾次數上升，國際上，2024年則總共有61場武裝衝突發生。從這些數據可以了解，國際秩序正在面臨瓦解。
回應前面兩位講者的觀點，許詩愷表示，無論路徑是從左還是右或其他方式，對於體制及公開資訊的不信任是共同的基礎。他也認為，我國並未準備好和平時期轉變為戰時體制的相關制度、調度、計畫，以及「與民溝通」的工作。
許詩愷表示，政黨與民眾因其價值排序，對戰時個體的任務或義務有其不同想像，又因為路經依賴，行政體系會過度放大「集中式、權威式管理」的優點，而這樣的路徑源自轉型正義過程中，台灣雖致力於建立國家認同，卻未對「行政體系」進行總檢討，導致我們在法律框架中只會看見一個結果：由國防部執行、各機關配合辦理。
民主社會中的公部門職員、民間雇員對體制不信任，會影響參與國家防務的信心，或是有意願卻無力可施。許詩愷認為，民主社會應該建立監督制度，才能強化國家安全。他也指出，未來應依據我國重大災害經驗(例如covid-19)及國際經驗，盤點可能作為，並回過頭檢討工作排序是否需要調整。
破除單向指揮鏈 建立由下而上的討論
三位講者均提及，目前政府資訊不透明的問題，恐慌及焦慮都來自於所知有限。
盧其宏表示，台灣在covid-19疫情期間的指揮體系，給醫護人員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有諸多值得改進之處。未來可不可以由勞資政三方一起討論，不要單向由政府說要怎麼做，而是工會先主張基層勞動者的需要，跟企業協商，由下而上產生討論。盧其宏也表示，想像的共同體應該建立在制度的保障，才能形成一個更好的集體對抗共同的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