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內外政治衝突加劇，中國的軍演與各種干擾不斷，中國侵略的風險上升。
若戰爭爆發且持續，前線支援、民間救援與社會機能勢必需要維持，到時哪些勞工需要出勤，受誰的監督管理，其安全保障為何，其家屬如何得到照顧，甚至戰時台灣勞工如何能得以最大程度確保生產力，充足供應前線戰鬥與國民生存需求，協助抗戰勝利，這些都可能是到時難以迴避的問題。
白話講就是，你如果是OO行業OO專業人員，戰爭爆發時你將做些什麼？是避難、出門打仗、協助作戰、救死扶傷，還是回去上班呢？那時候你該聽誰的？你會獲得什麼保護？你的家人有人照顧嗎？你要怎樣才可以更幫助到台灣？
不得不說，這似乎都離我們很遠，但或許就在轉瞬間，戰爭出現眼前。沒有人希望看到戰爭發生，但更不希望當戰爭爆發時，我們沒有任何準備。在這樣的想法下，共力在這一系列中，試圖探討戰爭下的勞動與生產，希望能為勞工的戰備提供些討論的基礎。
平民的戰備
目前的中壯年甚至老年世代幾乎已沒有戰爭記憶，且1949年國軍撤退來台後，兩岸間的戰爭並未發生在本島上，換句話說，台灣的民間社會並未有活在戰爭下的經驗。
在一般的認知中，戰備屬於國防體系，與庶民無關。假使戰爭在短時間內結束，或許如此，但若如外界所預期，中國以空襲、海路封鎖的方式迫使台灣屈從[1]，形成中長期的消耗戰時，戰時的支援、救援甚至維持整個國家的運作機能不可能僅由國防體系承擔，仍須仰賴一般民眾。
而同時，一旦戰爭爆發，平民避難、市場中斷，承平時期下由市場自行驅動的生產體系面臨停擺，若沒有事前的規劃與演練，不僅無法支援戰線，戰爭下的救援與基本社會機能也很可能陷入癱瘓，最終對戰事與民眾生存產生巨大危害。因此，戰備確實應不僅限於軍事人員，而應擴及全民。
在這樣的情境下，針對平民角色[2]，我們有必要區分「軍事支援」(Military Support)、「民防」(Civil Defense)以及「必要工作」(Essential Work)。這三者同樣都需要民眾投入，但仍存在許多差異，需要分別討論。本篇將重點放在「軍事支援」與「民防」，接著再就「必要工作」進行討論。
軍事支援與民防
在討論「軍事支援」與「民防」前，我們需要先引入「直接參與敵對行為」(Direct participation in hostilities, DPH)的概念。根據1977年《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3]第51條，「除非平民在參與直接敵對行動的當下，否則不得作為攻擊目標。」由於《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是由國際紅十字會促成，故該會目前針對DPH的定義最為權威。其定義DPH必須同時滿足三個要素，包括：1) 對一方軍事行為產生實質損害、2) 有直接因果關係、3) 行為旨在支持一方，並對另一方產生損害。[4]然而，即便國際紅十字會已有定義，但實務上DPH仍有許多模糊空間，尤其是當軍隊越來越仰賴民間的協力以及使用非軍事設施時，DPH的認定越來越加困難 (Christensen，2010)[5]。
「軍事支援」顧名思義就是協助對軍事行動給予支援，可能包括物資運送、生產、後勤協助等，其不見得屬於DPH，但當其與軍事行為高度疊合，且其場域可能更靠近交戰區時，其安全顧慮較高。
相對的，為使「民防」與軍事行為有明顯的區隔，《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第61條，定義「民防」為：「執行旨在保護平民免於敵對行動或災難之危害，協助其從直接影響中復原，並提供其生存所需之條件的人道性任務。」
這些任務包括：發佈警報、疏散行動、避難所管理、管理燈火管制措施、救援行動、 醫療服務，包括急救與宗教協助、 滅火行動、 危險區域之偵測與標示、去污及類似防護措施、提供緊急住宿與物資、協助災區秩序恢復與維持、緊急修復基本公共設施、緊急處理死者遺體、協助保護生存所需重要物資、執行上述任務所需之補充活動，包括但不限於規劃與組織工作[6]。
在這樣的界定下，「民防」較不會踰越平民的界線，在民眾投入人道救援的同時，也享有不被攻擊的權利。
台灣需仰賴特定職種的民防人力
台灣的《民防法》(Civil Defense Act)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在編組上區分為四大類，各隊/團聽從隊長/團長指揮：
- 「民防總隊」：至少下設收容、醫療、環保、工程、物資、消防大隊，由縣市政府機關、鄉鎮市區公所相關人員，以及轄區內民間相關人員與員工，以及義消義警等熱心人士組成
- 「民防團」：由鄉鎮市區公所人員、村里長及幹事，與熱心人士組成
- 「特種防護團」：由鐵路、公路、港口、航空站、電信、電力、煉油及自來水公民營事業機構人員遴選組成
- 「防護團/聯合防護團」：由各非屬上述之機構成員、員工、高中以上學生組成
雖然一般大眾對於「民防」的感覺大多是由熱心人士自發參與，但事實上，如地方政府與基層組織的公部門員工，鐵路、公路、港口、航空站、電信、電力、煉油及自來水公民營事業員工、公私立醫療機構醫事人員、工程專業勞工，勢必需要在民防中扮演重要角色。換言之，上述工作人員需有參與民防的準備，也就是說，一大部分的民防人力將來自於特定職業別的勞動者。至於其他身份者，也有可能需加入「防護團/聯合防護團」。
台灣混合人道與軍事支援的民防範圍
在工作內容上，《民防法》第2條揭示民防工作範圍包括：
- 空襲之情報傳遞、警報發放、防空疏散避難及空襲災害防護
- 協助搶救重大災害
- 協助維持地方治安或擔任民間自衛
- 支援軍事勤務
- 民防人力編組、訓練、演習及服勤
- 車輛、工程機械、船舶、航空器及其他有關民防事務之器材設備之編組、訓練、演習及服勤
- 民防教育及宣導
- 民防設施器材之整備
- 其他有關民防整備事項
由於其工作範圍包含了「軍事支援」，所以實際上台灣的「民防」不僅是救援搶修，其實還帶有「軍事支援」的性質。依照《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需進行軍事支援包括「民防總隊」或「特種防護團」[7]，並不包含以鄉鎮市區為運作範圍的「民防團」與包括高中生的「防護團/聯合防護團」。
雖然整體而言，並非由「民防」人員直接執行「軍事支援」任務，而是派遣至軍事單位由指揮官差派任務[8]，顯示「民防」與「軍事支援」至少在指揮調度與作業上仍有區隔，但身處「民防總隊」或「特種防護團」的公私部門勞工其實在戰時將會承擔較高的風險。
比較理想的方式或許是將「純人道的民防」和「軍事支援」進行區分，這並非說不該讓民眾支援戰事，而是有所區分，從而讓參與者能更清楚責任、風險。一旦進行區分，政府也可就「軍事支援」者給予相對較高的補償，如參考芬蘭規定須為受徵召軍人與替代役(Conscripts and civilian servicemen )的家屬提供基本援助，包括子女的扶養費、住房援助和特殊援助、學生貸款利息等[9]，以給予在前線者家庭支持。透過這些方式可降低誤解、建立信任、強化認同，進而促進民眾更有意願投入「純人道的民防」與「軍事支援」行動。
你願意嗎？
即便《民防法》與相關施行辦法明定了哪些公私部門人員應參與，但個人意願勢必將影響實質的動員成效，以及其於戰時的工作效率。若勞工意願不高，即便被強制送上第一線，也很難確保國防後勤與人道救援能有效進行。
國防部所屬「國防安全研究院」自2021年開始進行「台灣國防安全民意調查」，每年有4波調查，可惜的是，僅2024年第4波有問及「如果發生戰爭，請問您願不願意參加志願民防團、後勤支援或社區防衛組織？」該問項選項包括非常不願意、不太願意、有點願意、非常願意，我們將這4個選項分別設定為0、33、66、100分，則不同職業別的平均得分如下圖所示：
圖1可見「私立醫事人員(包括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的分數最低僅約59分，其次為「民營主管或負責人」約60分，「一般職員或勞工」不論政府公營或民營的分數亦低，僅只有62分左右。相對的，意願最高的為「公立醫事人員」，高達85分，其次為「農林漁牧」、「科學家與工程師」、「軍警人員」都接近70分。
結果可能受樣本數影響，尤其是公立醫事人員僅11筆樣本，且其分數顯著地優於其他各職業別。不過，其他類別的樣本數大多接近或超過中央極限定理所需的30筆樣本數。因此，上述結果仍可作為參考依據。
接著，下圖為各職業別回答「非常願意」的比例，之間的差距更加明顯：
「私立醫事人員」僅19%的受訪者非常願意參與民防，接著，不論政府公營或民營，一般職員與勞工非常願意的比例僅不到3成。相對的，非常願意比例最高者均屬政府或公營專業人員。這樣的差距顯示，台灣在戰時維持民防所需仰賴的大部分醫事人員、一般勞工，或甚至政府與公營的勞工，參與民防的意願並不高，這其實為戰時韌性埋下了很深的隱憂。
雖然僅2024年第4波調查直接問到對於參與民防的意願，但不同期間調查均有問及「如果中共真的武力犯臺，請問您願不願意為保衛臺灣而戰？」由於台灣民防其實混合了人道工作與軍事支援，尤其是特定職業者所隸屬的「民防總隊」或「特種防護團」需負擔軍事支援行動，故下圖透過此問項觀察跨年度不同職業別的意願變動：
可以發現除「公立醫事人員」、「農林漁牧」、「政府公營主管」外，其他所有職業別非常願意為台灣而戰的比例在2022-2024年之間均呈現下滑。2022年「私立醫事人員」、「政府公營職員與勞工」、「民營職員與勞工」的意願就偏低，到2024年更加下滑，成為所有類別中最低三類，「私立醫事人員」更僅剩7%的人非常願意為台灣而戰，這樣的趨勢算是為台灣民防以及戰時韌性敲響警鐘。
導致職業別間的意願差異的原因為何，以目前的資料尚無法確定。不過，不論原因為何，當民防要動員的就是某些特定職種的人時，我們無可避免地要去面對這些人面對的困境。以醫事人員為例，即便承平時期，急診醫療體系就瀕臨崩潰，醫護人員出逃，這已然是不爭的事實。在這樣的背景下，其參與人道性民防或是軍事支援的意願極低，雖尚無法界定醫療界臨崩潰與其參與意願之間的因果關係，但充裕其資源、改善其勞動條件，讓醫療人員不再出逃，至少可以強化醫療體系，在改善的過程中，或可透過某種機制提升戰時參與民防意願。至於一般勞工，雖不若醫事人員處境堪慮，但也需有人來面對勞工在已然的低薪高工時與家庭生計壓力下，其對於參與民防或軍事支援的各種疑慮。
當然，政府需要更積極推廣民防宣導與培訓，不過，這不應該只是單向的政策宣導，而是需要看到未來將投入到民防體系的人，他們的顧慮和擔憂，並透過建立更健全的計畫與制度來提高其參與意願。否則，所有關於韌性的呼籲、戰時的準備，或將只是緣木求魚，難以經得起危難時期的挑戰。
[1]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8629520
[2] 相對於平民，最直接的就是服兵役者。此外，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與《動員實施階段軍事人力統籌分配辦法》，在動員實施階段，軍事機關與部隊還可運用民間人力，區分為軍隊徵召人力、軍事勤務人力、軍需生產人力、民防人力等四項。然前三項均限定在後備軍人與補充兵，故本文的討論僅包含第四項民防人力
[3] 根據國際紅十字會，全球174個國家簽署《日內瓦公約第一附加議定書》，中國亦有簽署
[4] 見https://www.icrc.org/en/publication/0990-interpretive-guidance-notion-direct-participation-hostilities-under-international
[5] Christensen, E. (2010). The dilemma of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hostilities.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 Policy, 19(2), Article 2
[6] 見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1125/volume-1125-I-17512-English.pdf?
[7] 《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43條
[8]《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41條
[9] 見https://stm.fi/en/income-security/conscripts-allow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