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眾說紛紜。不過，不論是以出口來看，或是以外銷訂單來看，如果忽略三角貿易（台灣接單、中國生產），都將低估台灣對中國的依賴程度。
一、對中出口上揚成為疫後主要經濟動能
疫情後，全球各大經濟體皆陷入經濟衰退危機，然而，台灣卻成為極少數經濟未見衰退反而提升的經濟體之一。有一說是因台灣防疫得宜，所以經濟未受衝擊。然而，若細究GDP支出面組成，可以發現2020年前3季，國內民間消費分別較2019年前3季衰退2.8%，代表台灣境內雖未有大規模的疫情擴散，但仍對消費產生重大危害。
在此期間，真正為台灣經濟帶來增長的是資本形成與淨出口的提升。相較於2019年前3季，資本形成與淨出口分別增長7.04%與13.47%。至於2019年前3季，相較於2018年前3季，資本形成與淨出口年增率則為4.24%與5.57%，顯見淨出口的大幅提升，對2020年台灣經濟帶來相當的助益。
再細究出口的流向，可以發現疫情後，台灣對中國的出口金額大幅攀升，從而使得中國佔台灣出口比重提升。
如圖1所示，2020年3月受疫情衝擊台灣總出口衰退0.7%，但對中國的出口反而逆勢貢獻總出口增加1.37%（對中出口增加金額 / 前一年度同期總出口金額）；到8月之前，在總出口未明顯增長之際，對中出口貢獻總出口的年增率在4.1%-5.4%之間，降低總出口下滑幅度；在8月以後，雖然對其他國家出口也開始增長，但對中出口仍扮演帶領總出口上揚的最主要來源。
對中出口的大幅上升，使得其佔台灣總出口比重大幅攀升。圖2顯示，相較過去幾年對中出口佔比大致在40%上下波動，2020年第2、3季，對中出口佔比超過45%。而若觀察對中淨出口佔台灣GDP的比重，雖然仍較金融海嘯前為低，但又從過去低點的10%左右，拉升到14.52%。這使得2020年整年度對中淨出口佔台灣GDP的比重拉回到13%。
二、對中出口高就等於依賴中國？
疫情後對中出口的提升，也帶來了是否經濟過度依賴中國的論辯。面對各界疑慮，甚至是中國的挑釁，政府指出，因為台灣生產電子關鍵零組件，故並非台灣依賴中國，而是中國依賴台灣。然而，如果真的要來談論「依賴」的問題，必須要更全面地拆解貿易的各個面向。
對中的貿易可簡單區分成兩大面向：直接的商品貿易，以及台灣接單中國生產出貨的三角貿易。
前者以中國作為「市場」，不論是終端產品或是半成品，在台生產加工並透過台灣海關出口中國。不過，是不是以中國作為市場，就代表台灣對中國依賴？如果兩岸有明確的產業分工，彼此互為依存，那很難說是誰單方面依賴。但若是產業內貿易，也就是彼此的產品差異不大，那就可能會是台灣產業單方面地依賴中國市場。這部分見（影片製作中）。本文想特別探討的是第二種貿易型態，即以中國作為「生產基地」並出口他國的三角貿易型態。在近期的經濟依賴的論辯中，僅關注對中國的直接出口貿易，但若台灣高度地倚賴中國生產出貨，那我們將低估對中國的依賴程度。
三、三角貿易的記帳與經濟意義
依照主計總處界定，三角貿易為「台灣接單，委由第三地生產供貨」或是「台灣接單，向第三地購買供貨」。由於是直接由第三地供貨，商品不會經由台灣的海關，所以不會呈現在海關出口的數據上。但台商透過此一過程所賺取之利潤將計入到GDP的貿易記帳中，見圖3。
舉例而言，如果美國跟台灣廠商下單100元的商品，但台商委由在中國的子公司生產出貨，委託費95元，剩下利潤5元。在GDP的記帳中，是向美國輸出商品100元，但向中國輸入服務95元，貢獻GDP的會是淨輸出的5元。換言之，三角貿易的重要經濟意義之一是，三角貿易所創造之GDP完全只有廠商利潤。
接著，雖然海關出口不計算從第三地的出貨，但因GDP記帳會將「外銷訂單」都視為輸出，故相較於實際出口，外銷訂單與GDP記帳，會放大下單國對台灣的出口貢獻。相對的，因為第三國的貢獻被視為進口服務，所以會被視為淨輸出（GDP的組成之一）的減項，故會降低該生產基地對台灣的GDP貢獻。簡單呈現如下表。
不過，即便是由海外供應，海外的生產基地有可能回頭向台灣購買中間財，對國內生產產生提振作用。所以更複雜一點的狀況可能如下圖4。
舉例來講，apple下單給鴻海手機訂單，鴻海委由在中國的子公司富士康生產，富士康向台灣訂購台灣的電子零組件，那即便最後是由富士康出貨給apple，仍舊帶動了台灣的電子零組件生產。
不過，這樣的產業鏈分工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可以存續，這就涉及以中國作為「市場」的貿易關係，這部分請見（影片製作中）。
嚴格來講，跟三角貿易本身並非直接相關。三角貿易的記帳雖然維持了與一般貿易相同的「出口給下單者、向他國進口原料或服務來完成出口」的邏輯，但也忽視了三角貿易中，生產行為不在國內進行的特殊性。畢竟仰賴他國生產基地，和只是進口他國產品進行生產，有極大的不同。
接下來，我們來衡量三角貿易的規模。
四、三角貿易的規模
三角貿易是接單與生產的分割，故要檢視三角貿易的規模，需從「外銷訂單」切入。
圖5為2011年後台灣所接到外銷訂單的金額，依規模大小，依次為美國、中國及香港、歐洲、東協、日本，其他地區加總與東協規模相當。疫情後，美、中所委託的外銷訂單激增，歐洲訂單在8月後也快速攀升。
當外銷訂單的成品由國內供應時，會從台灣的海關出口。圖6呈現的數值為出口除以外銷訂單的比例（「出口外銷訂單比」），可用以觀察外銷訂單中多少比例是從台灣海關供貨。雖然外銷訂單與出口本來就會出現時間差，但將時間拉長來看，這樣的差異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出口外銷訂單比」大致呈現三種分布。其一，對中國與東協在100%以上。由於該兩地相對於台灣為後進國，向台灣下訂的商品屬後進國尚未有的品項，故不太會有台廠再委由海外後進國生產供應的狀況。高過100%代表部分出口並非源於中國與東協向台灣所下的訂單。
其二，對美國、歐洲出口則僅佔外銷訂單的2-4成，也就是絕大多數歐美訂單並非由台灣直接供貨，屬於三角貿易。由於歐美訂單佔總外銷訂單的56%，可謂台灣絕大多數取得的外銷訂單由台灣自身供貨的比例並不高。相對的，中國與東協給的訂單量雖低於歐美，但因直接由台灣出口的比例較高，故該兩地區為台灣最主要的出口地，2020年分別佔台灣總出口的43.9%與15.4%，美國與歐洲則僅為14.6%與8.2%。
其三，對日本的出口外銷比介於上述兩類別之間，且該比例隨時間提升，有可能代表其部分需求直接委由後進國供應，或是其所需商品由台自製的優勢提升。不過，即便自產率提高，由於日本的訂單規模較小，2020年其僅佔總出口的6.8%。
另一個可供對照的資料是經濟部做的「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為每年3月底前，調查約2700家廠商於前一年的外銷訂單生產狀況。圖7為外銷訂單在台灣、中國及香港、其他地區的生產比例。很明顯的，外銷訂單最主要的海外生產地就是中國，2019年估算佔海外生產的85%（中國生產比例/所有非台灣生產比例加總）。也就是說，歐美給予台廠的巨額訂單絕大多數均由中國生產供貨。
2020年美、歐、日的外銷訂單總計為2,991億美元，台灣對該三地出口額為1,021億美元，故海外生產供貨金額為1,970億美元。若2020年中國佔海外生產比例與2019年同樣為85%，那就是1,679億美元由中國生產出貨。
五、外銷包含三角貿易的經濟規模評估
一般在描述台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時，多以對中出口佔總出口比例、中國外銷訂單佔比、或是對中國淨出口佔GDP比重。
不過，前2者忽略了三角貿易（以中國作為生產基地），且以總出口或總外銷訂單作為分母，較無法直接掌握對GDP的影響。後者雖直接呈現了對中貿易淨額對GDP影響，但因對中進口有可能作為出口其他國家的原材料，或是作為國內消費使用，作為對中出口減項時會低估中國市場的助益；相對的，對中出口商品有可能使用從他國進口之原材料生產，若不加考慮，會高估中國市場對台灣經濟影響。同時，海關資料的淨出口仍未考慮三角貿易。
因此，我們需要一些新的指標來可同時呈現中國市場與中國生產基地對於GDP的影響。本文提出透過外銷訂單、出口資料，以及製造業附加價值率、廠商利潤率，我們可簡單估算外銷訂單由台灣出口與海外出貨對台灣GDP的貢獻程度。
第1步，出口部分。依2018年經濟部估算，製造業附加價值率為29.1%，假設出口商品的附加價值率與供應國內之產品相同，那我們可估算出海關出口到各國所創造之GDP，如表2。(來源：財政部貿易統計、估算GDP為出口值乘上製造業附加價值率為29.1%)
第2步，三角貿易部分。美、歐、日與其他國家給予台灣外銷訂單與實際上台灣出的差額，即為委由他國生產之金額。假設在中國生產比例同於2019年的85%，其餘由其他國家生產。三角貿易的利潤會計入GDP，依105年的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中製造業利潤率為8.5%，考量海外生產的利潤率應較國內為高，故簡單假設為10%。表3估計不同下單國、生產地的三角貿易對GDP貢獻。(來源：財政部貿易統計、經濟部外銷訂單調查，假設中國佔海外生產比重85%，海外生產利潤率為10%。)
第3步，外銷訂單對GDP的總貢獻。將估算出之直接出口GDP與三角貿易GDP加總如表4 (來源：作者估算)。外銷訂單所貢獻之GDP總計為121,369百萬美元，對照2020年全年GDP的669,324百萬美元，約佔18%。
表5將表4之數值全部轉換為佔全年GDP比重，三角貿易佔GDP估計為3.2%。
上述估計之三角貿易佔GDP總額，與主計總處所稱的近十年3.5-4.4%相當接近，代表初估的方向大致合理，故可用於後續分析。
如果純粹以下單/出口的對手國來看，出口/輸出中國所貢獻之GDP為總出口/輸出的36%，且比美國高出7成。但如果將三角貿易在中國生產所創造之利潤也計入，中國對台灣GDP的貢獻達9.2%，為總出口/輸出的51%。
簡言之，如果將台灣接單、中國生產所貢獻的GDP算成中國貢獻而非下單國貢獻，中國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實質上大致是我們總外銷創造GDP的一半。
整理不同指標所呈現出的中國市場與生產基地對GDP份額，如表6。可發現若加入三角貿易委由中國生產的貢獻，中國對於台灣外銷的影響較原指標為大。至於佔總GDP影響較原指標小，原因在於對中淨出口並未考慮原材料來自於其他國家的進口，故放大了其對於GDP的影響。
雖然2020年中國對台灣的外銷GDP貢獻影響超過一半，不過，圖7中的台灣供貨比例，與圖6中台灣對中國、東協（最大兩出口地）的出口訂單比，均呈現近年來台灣自產率逐年微幅上升的趨勢。由圖7也可發現，2016年後，在中國進行海外生產的比例下降的同時，在其他地區進行海外生產的比例也在提升。這代表在中國的生產開始回流台灣與其他地區，這與近年美中貿易戰、全球供應鏈重整的趨勢吻合。這樣的趨勢是否可以繼續，會是接著的觀察重點之一。
六、電子資通訊產品是三角貿易主要產品
台灣高度依賴電子產業作為外銷主力，社會普遍認為台灣在電子業佔據關鍵地位。然而，電子業的生產是否掌握在台灣手上，抑或高度仰賴海外生產基地，需要進一步分析。
圖8將外銷訂單以是否為電子資通訊產品分為兩大類，可發現近幾年電子資通訊產品占外銷訂單的比重提升，且疫情後的差異更為擴大。
圖9則是該兩大類產品的出口占外銷訂單比重。電子產品比傳產更倚賴海外生產基地，近幾年，電子產品訂單由國內出口的比重為4-6成，非電子產品則在8成左右。2016年後兩大類產業的出口占外銷訂單比重有回升，但2020年又轉而大幅下滑，代表2020年激增的訂單量海外生產比例比前幾年高。
而就生產地來看，電子產品的外銷訂單5成以上仍是由國內供應，2016年後有明顯的提升（如圖10）。中國生產比例在2012年達到高峰，其後逐漸下滑，2012-2015年主要改由其他地區生產，但2016年後改由國內供應。
資通訊產品由國內自產的比例甚低，不到1成，8成以上均由中國生產，且在2019年之前，中國生產的比例逐步提高，自製比例逐步下滑（如圖11）。2019年中國生產比例驟降，由國內供應比例雖有上升，但主要是改由其他地區生產。
延續上述估算GDP的方式，同樣假設出口的附加價值率為29.1%、中國生產佔海外生產比例與2019年相同、海外生產有10%為利潤率將計入GDP。估計如表7。
由表7可見，電子、資通訊產品為總外銷訂單的61%，但因比其他產品更仰賴在中國生產，所以出口佔比僅53%。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三角貿易委託中國生產的產品中，有75%為電子、資通訊產品。可見，相較於其他產品，電子、資通訊更仰賴中國。
在GDP貢獻上，估計2020年電子、資通訊產品出口及三角貿易貢獻GDP約10.1%，然而，其中有1.8%源於中國生產。也就是說電子、資通訊產品所有的輸出貢獻GDP中，有17.8%是中國生產基地所貢獻的廠商利潤。相對的，其他產品GDP僅10.7%是中國生產基地所貢獻的廠商利潤。
七、小結
在衡量對中經濟依賴時，除對中國出口（中國作為市場）外，還需考量以中國作為海外生產基地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台商透過在中國之子公司生產出貨雖不計入台灣的海關出口，但廠商利益仍計入台灣的GDP中。
美國與歐洲所給予台灣的外銷訂單中，7到8成由海外生產供應，而中國為最主要的生產基地，約佔海外生產的85%。這使得一大部份外銷訂單對台灣GDP的貢獻來自於廠商在中國生產的利潤。
若將「台灣接單、中國生產」對GDP的貢獻計入中國對台灣GDP的貢獻，則估計2020年出口中國、以中國為生產基地貢獻台灣9.2%的GDP，佔總外銷/出口貢獻GDP的51%。相對的，若未計入中國對三角貿易的貢獻，該兩數值為6.6％與36%。可見，不考慮三角貿易將低估台灣對中國的依賴程度。
以產業區分，電子資通訊產品海外生產比例在6到8成，相對於傳統產業更依賴海外生產。在電子、資通訊產品出口及三角貿易貢獻GDP的10.1%中，1.8個百分比源於台灣接單、中國生產所創造出的利潤。
2016年後海外生產比例、中國供應比例雖有下降趨勢，但2020年台灣出口佔外銷比例又急遽下滑，顯示海外生產比例再度飆升。由於台商在中國的產能最高且中國疫情相對穩定，海外生產比例的上升很可能集中於中國。這是否會影響長期趨勢，尚待觀察。
以上分析僅著墨在非中國市場但在中國「生產」對台灣經濟的影響，這部分在目前對中經濟依賴論辯中被忽視。探討以中國作為「市場」的依賴關係，將在未來透過影片的方式為大家講解（影片製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