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鐵公司化的合理化基礎為提振公共安全。然而，從公司化本質、過往台鐵的發展歷程來看卻很難有證據可以支持這樣的說法。以下為針對台鐵公司化的三點提問：
1. 如何透過公司化甚至私有化，來確保公共利益？
公司化指向組織的變革，將原政府部門切割成獨立的財務個體，並以盈利為導向。公司化一般被認為是民營化的過渡階段，也就是將股權轉移民間，國外一般沒有民營化說法，而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
公司化或私有化要能更有效率反映需求，或是在營運上更安全的前提是，市場維持競爭的狀態，沒有壟斷問題，並且所有外部效益（如偏鄉交通權益）、外部成本（如公共安全）均以價格的方式被納入考量，也就是外部成本/效益內部化。
然而，台鐵具有自然壟斷特性。高投入成本、高進入障礙的特性，不可能再出現其他競爭者。縱有替代選項（如公路、高鐵），也不損及台鐵對於特定需求之獨佔性。
同時，台鐵公司化以財務優化為導向。可能的做法除將負債留給政府承擔外，同時可透過調高票價、列車提速、縮短班距以增加班次、資產多元運用來提高收入，並以裁員、降低僱用、廢站/廢線、減少維護支出來降低成本。
這些做法無疑可改善台鐵財務，但恐將犧牲外部效益，如調高票價增加通勤族負擔、廢線/廢站危及偏鄉權益；並提升外部成本，如提速、縮短班距、減少維修支出有害公共安全。
這並非主政者承諾會或不會的問題，而是公司化、私有化的本質如此。因此，在目前台鐵公司化的議程中，有任何的機制可以在高度壟斷下，將外部成本/效益內部化，以確保公共利益嗎？
2. 公司化與過往營運差異為何？何以更確保公安？
雖然台鐵至今沒有完成公司化的歷程，但是不論藍綠執政，都一直將台鐵往公司化推，數十年間已然進行了實質的公司化。
公司化的幾項指標，像是本業優化、轉投資獲取收益、裁減員工降低不必要成本。以上這些台鐵都都做了，其中以裁減員工最為明顯。
2003年左右，當時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就提出過「台鐵公司化之基本構想（草案）」，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組織減併」與「人力精簡」。「組織減併」是將運務、工務、電務、機務、檢車分段；「人力精簡」則將員工人數從2000年初的1.5萬人削減到1.3萬人左右。草案計畫於2004年6月完成公司化、2007年6月前完成民營化。
雖然當時在台鐵企業工會反對下，行政院全面暫緩「公司化、民營化」進程，但對照上述草案內容，台鐵幾乎已完成公司化的實質目標。2017年前，台鐵員工人數逐年下滑降到1.3萬人以下。但同時鐵道運輸的量能不斷增加，使得每名員工負擔業務量（人噸公里）相較於2000年增加17%。
2000年後，人力緊縮、高業務量，使得營業利益率（營業利益/營收）從過往-35%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損平。同時，在業外的資產活化也降低了原本業外的虧損幅度，使淨利率（淨利/營收）從過往-50%以上的虧損幅度，到2017年僅縮小為-5%。
不過，這樣的財務優化不代表公共安全獲得保障。2018年，也就是台鐵財務邁入幾乎損平的隔年，就發生了普悠瑪事故。
因著普悠瑪號事件，台鐵開始全面檢討人力不足現象，我們才看到經歷數十年的人員裁減、遇缺不補的狀況才開始扭轉，每名員工承擔業務量才開始明顯下降。換句話說，在經歷了數十年優化財務的「實質公司化」下，「逆公司化」是當時提升公安的因應措施。
然而，2021年的太魯閣號事件，因工程外包所產生的意外事故，本質上仍與過去削減支出的邏輯相仿，但卻引導出「公司化」才是公安解方的說法。這其實與過往歷史差異甚大，錯把病因當解方。
他國的歷史案例，亦無法佐證公司化/民營化能使公安事件大幅下降，反而因公司為了優化財務，促使其降低維護成本，使得公安事故頻傳，或是發生大型災難。
如日本鐵路民營化後，2005年發生為追求高速效率導致107人死亡、562人受傷的JR福知山線出軌事故。英國將鐵路運輸與路網分離民營化後，2000年發生哈特菲爾德鐵路事故。當時私營的英國鐵道公司（Railtrack）長期降低鐵路維護成本，導致火車在哈特菲爾德因鐵路金屬疲勞而出軌翻覆，造成4人死亡、70多人受傷。事故後，英國將Railtrack收歸國有。這種逆私有化的做法與台鐵普悠瑪事故後的逆公司化一致，同樣反映出公司化或民營化不僅非提升公安的解方，反而可能是事故發生的肇因。
因此，眼前的台鐵公司化是否將重蹈過去的覆轍？何以在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同時，還維護公安？
3. 是否沒有其他方式來提升公安？
若公安是台鐵改革的真實原因，那理應以公安為導向，就人力、車輛、工程進行盤點，設定安全標準，並投入資源增加聘僱、更換、修護。但公司化其實反而是以財務優化為導向，人力、車輛、維護都可能為其減項。
以普悠瑪號與太魯閣號事故而言，若人力充足、車輛設備完善、要求在行經工地前降速、設置工地安全防護措施、甚至增加聘僱或裝置設備，就工地進行監控，這些可能都比公司化更有可能防止該兩次災難產生。
相對的，公司化後，公共監督或是立院監理的效用就會降低。上述可能的改革作為，不見得可透過公共監督要求公司落實，推動公共安全的困難勢必提高。
換言之，如果台鐵局在眼前受公眾監督、有國家資源作為後盾的狀況下，都無法有效地針對公安進行改革，那甚難期待一間獨立、壟斷，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公司，能更扛起公共安全責任。
因此，就眼前而言，台鐵公司化真的是提升公安的唯一路徑嗎？沒有任何其他更直接的路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