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目錄
二、德國勞工董事之歷史，制度與權力分析
1. 導論 (節選)
2. 勞工董事與工會 (節選)
3. 關注之議題 / 與其他參與者互動
4. 實質影響力
本章內容節選
1. 導論
繼第 1 章的理論文獻回顧之後，本章將回顧相關的質性研究，並分析這些研究發現對於我們推論勞工董事之經濟效果的啟示。 一般而言，質性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方法並無法直接估計經濟效果，本研究之所以將這些內容包括進來，是著眼於質性研究可以提供對勞東董事制度背景與運作過程的細緻理解，有助於理解第 3 章回顧的量化估計文獻，也有助於將實證研究扣回理論，分析實證結果的理論意涵。
質性研究的類型與方法十分繁雜，我們僅能在有限的能力範圍之內選取部分研究呈現，以有訪談及問卷調查為基礎的研究為主。以下呈現的資料主要來自於 Waddington & Conchon (2015)[1] 一書；該書是歐洲工會研究所(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 的兩位資深研究員的研究成果，基於對全歐洲各個勞工董事的超過 4000 份問卷調查[2]，深度分析了勞工董事制度在歐洲各國實行的現況。除了問卷調查資料之外，我們也收集歐洲勞工董事的訪談紀錄與相關社會學研究，以輔助分析。
為了有助於估計勞工董事的經濟效果[3]，我們著重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第一，勞工董事與工會的關係；
第二，勞工董事實務上關注的重點議題為何，與其他參與者的互動概況；
第三，實質影響力為何。
以下，第 2 段將先簡要介紹德國勞工董事制度的歷史沿革，第 3、4、5 段分別介紹前述三個方面的調查資料與相關文獻。
2. 勞工董事與工會
效率與分配的關聯與矛盾，向來是經濟理論的關注焦點。就勞資會議/勞工董事而言，Freeman & Lazear (1995)[1] 主張，勞工參與治理雖能提升效率，但如果勞工董事與工會爭取更好分配的職能相連，將會招致資方的強力反彈，使其窒礙難行。而德國正是因為制度上將勞工董事與工會工資談判切割，所以勞工董事制度才能成功。
在理論層次，策略互動的一方確實可能因為分配考量而阻礙效率，因此 Freeman & Lazear (1995) 的推論確實言之成理，但在經驗層次卻有些疑義。首先，德國的勞工董事並未與工會完全切割，現實中從勞工董事的選任到日常運作，都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其次，歐洲有些國家的勞工董事制度上直接與工會相連，但其勞工董事依然運作無礙，與 Freeman & Lazear (1995) 的推論不盡相符。
以下各表呈現的資料來自 Waddington & Conchon (2015) 一書，其問卷總數為 4155 份，其中 1554 份屬德國、奧地利兩國，1917 份屬北歐四國 (丹麥、芬蘭、挪威、瑞典)，佔其大宗。表 2.1 呈現了勞工董事與其他工人代表身分的重疊情況，可看出全體歐洲勞工董事身兼工會代表的比例超過四成。此比例在德奧兩國僅兩成，但在北歐四國卻超過六成。表 2.2 則是關於勞工董事的提名制度。僅管各國工會體制有所不同，但將前三項的各級工會合併觀之，工會對勞工董事的提名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德國與奧地利的特性在於勞資會議與勞工董事兩者，不論在身分或提名上都有密切關聯，但這亦未排除工會的影響。
[表2.1] 是否身兼其他工人代表職務？[2]
| 全體(%) | 德奧(%) | 北歐四國(%) |
| 41.5 | 20.2 | 63 |
| 38.6 | 72.5 | 16.7 |
| 25.2 | 36.3 | 22.5 |
| 9 | 22.5 | / |
| 7.7 | 10 | 7.6 |
| 8.7 | 4.6 | 12.2 |
| 24.3 | 16 | 21.9 |
[表2.2] 誰提名你擔任勞工董事？[3]
| 全體(%) | 德奧(%) | 北歐四國(%) |
| 15.6 | 34.4 | 3.5 |
| 36.8 | 15.4 | 51.1 |
| 1.7 | 1.1 | 2.5 |
| 25.1 | 54.7 | 2.5 |
| 8.4 | 3.5 | 12.6 |
| 26.6 | 10.3 | 37.4 |
| 1.7 | 1.7 | 2.1 |
| 3.3 | 1.9 | 3.5 |
事實上，Waddington & Conchon (2015)[4] 指出，就勞工董事的職能本身而言，勞工董事需擔任董監事會與工人之間的溝通橋樑，因此本就需要與其他工人代表組織保持聯繫，工會自然包括在其中。再者，從勞工運動的角度觀之，如果勞工董事孤立於其他工人組織，就很容易會被吸納成為資方管理階層的一部分，此種勞工董事與其他工人組織的脫節，正是工運組織者極力要避免的[5]。
上一章節：勞工董事及勞資會議經濟論述
下一章節：德國勞工董事經濟效果 – 量化分析
若欲參閱完整研究報告，歡迎來信 kunglitaiwan@gmail.com
參考資料
[1] Waddington, J., & Conchon, A. (2015). Board Level Employee Representation in Europe: Priorities, Power and Articulation. Routledge.
[2] 其中有過半數受訪者是德國、奧地利與北歐四國 (丹麥、芬蘭、挪威、瑞典) 的勞工董事。
[3] 由於本研究的總目標是評估勞工董事的經濟影響，所以相關制度安排與多樣性的成因並非我們的關注重點。
[4] Freeman R & Lazear EP. (1995)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Works Councils. In: Works Councils: Consultation, Representation, Cooper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 NBER, pp. 27-50.
[5] 資料來源：Waddington, J., & Conchon, A. (2015). Board Level Employee Representation in Europe: Priorities, Power and Articulation, p. 83. Routledge. 因問卷為複選題，故各項目比例資訊加總會超過 100%。
[6] 資料來源：Waddington, J., & Conchon, A. (2015). Board Level Employee Representation in Europe: Priorities, Power and Articulation, p. 88. Routledge. 因問卷為複選題，故各項目比例資訊加總會超過 100%。
[7] Waddington, J., & Conchon, A. (2015). Board Level Employee Representation in Europe: Priorities, Power and Articulation, p. 44. Routledge.
[8] 此一考量在台灣勞工董事的訪談中也有所反映，請見本研究第 4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