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經濟學人》對台灣經濟提出「台灣病」的警告，核心論點直指新台幣長期被壓低是房價高企、購買力受損，甚至薪資停滯的根源。然而，這種將問題歸咎於單一匯率政策的觀點，不僅過度簡化、錯誤歸因，更忽略了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勞資間的分配比例。
壓抑匯率導致購買力下降？
壓抑匯率自然使得進口品相應變貴，經濟學人認為台灣高度依賴進口品，所以台灣人的「購買力」自然被壓抑。但事實上，進口品價格對於民眾基本生活的影響可能微乎其微。
下圖是進口物價與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走勢，可以發現兩者間的連動性極低，即便如2000年初到2011年間進口物價大幅波動攀升5成以上，消費者物價指數也儘穩步上升11%。這代表民眾對於進口品的消費依賴度極低，或是政府有各種平抑物價的方式，使整體物價維持穩定增長水準。不論原因為何，真實狀況是進口品價格對於台灣民眾整體的購買力而言並無明顯影響，在這樣狀況下就算如經濟學人所主張新台幣升值55%，也不見得可以大幅提振購買力。
更重要的是，民眾實際的購買力並非完全取決於價格，還要考量薪資的變化。只要名目薪資增長高於物價的漲幅，真正的購買力就不會下降，最直接的衡量指標就是「實質薪資」。而事實上，實質薪資與匯率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
下圖可見台灣自2000年開始，經歷了長達15年的實質薪資停滯。在停滯階段，美元兌台幣匯率從2002年的34.58下降到2011年的29.47，台幣升值17%，但此段期間實質薪資反而衰退1.3%。也就是說，在當時台幣升值的同時，民眾的購買力事實上不升反降。2011年後，匯率大抵在30.3附近震盪，但實質薪資從2011年至今增長近10%。這顯示匯率或是物價完全無法作為單一因素來解釋民眾「購買力」的變動。相對的，名目薪資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匯率只是放大器，分配才是核心
薪資變動離不開產業發展與分配兩個環節。
如果新台幣大幅升值，有可能促使勞工調薪嗎？事實很可能是相反，依過往經驗，企業可能以「產業競爭力受損」為由，進一步凍結薪資，甚至啟動「資本替代勞動」——加速自動化，減少人力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匯率達到「合理」水平，勞工的處境更加惡化，購買力不僅不會得到改善，甚至可能面臨失業風險，導致內需更被壓抑。
當然，一味壓低匯率發展出口產業也不見得有利於薪資增長。即便出口產業的超額利潤上升，雇主仍有誘因要壓抑勞動成本。過去數十年在出口激增的同時、受雇人員報酬牛步調整，導致勞資間的分配惡化。就如我們所見，90年代末至今，淨出口佔GDP比重從5%以下上升到至今15%以上，但受雇人員報酬卻從GDP的50%，至今僅剩44%。
所以，不論是漲是跌、是壓抑或合理，匯率都只是原本就存在的勞資分配失衡的放大器，在產業受損時勞工首先受害；在產業賺取超額利潤時，分配更加惡化。這時，不論是要繼續壓抑或升值，冀望匯率政策能改善民眾處境將無異於緣木求魚。
事實上，就算匯率維持目前水平，繼續維持出口帶動的經濟模式，只要勞資間的分配比例回到過去水平，那勞方的處境也可大幅改善。簡單試算，如果受雇人員占比是90年代末的50%而非目前的44%，那勞動報酬將可提升約14%，實質薪資等比例將達6.4萬元(2024年實質薪資56,583元)。。
因此，如果真的在意台灣民眾的購買力，保障整體社會不陷入失衡的真正方向並非是外部的匯率水平，而是改善國內的分配機制，建立一個有效的利潤「傳導機制」以及勞工保護機制，包括強化勞動法令、保障工會、強化團體協商、制度化利潤分配機制，並透過進步的稅制，將資本的超額利潤導向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從根本上重塑勞資間的權力結構，如此才可有效改善人民處境。至於匯率調整，更像是國際政治經濟的權力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