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保收入持續低於支出，財務問題益發嚴重。縱使短期內政府可不斷增加撥補金額為勞保續命，但入不敷出的結構問題仍舊存在，且政府一味增加撥補恐導致財政排擠，更非長治久安之計。不論未來由誰主政，年金改革皆是台灣無法迴避的課題。
然而，大選開跑至今，三個陣營對年金改革政策始終語焉不詳，不僅年改議題不見於各候選人的政策白皮書或相關文件，日前在出席勞工團體舉辦的政見發表會時，賴、侯、柯三人對年改問題除了提到政府會持續撥補、召開會議協商討論之外，皆未提出具體對策。
更重要的是，三人對於救勞保的各種說法，皆未觸及社會保險制度在重分配功能上的根本缺失，即高收入者投保額度愈高，未來領的給付也愈多，也愈能受惠於資方提撥或政府撥補，而低收入者即便勞保不倒，也可能落入老年貧窮的困境。
救勞保：多繳、少領、延後退、政府撥補，或四種綜合
現有的改革想像多半是在勞保體系內進行調整，包括提高費率以增加收入，或是降低給付率、延後退休年齡以降低年金支出。提高費率最符合社會保險按出為入的邏輯，但因為人口結構的惡化，導致目前勞保的平衡費率超過27%，遠遠高於目前設定上限的12%。高額的費率意謂著犧牲在職者的薪酬來換取退休者的所得。
目前政府執行的撥補，也屬增加收入的方式，但相當於只由政府單方面負擔保費的提高，這使原本以勞資為主要負擔的設計往稅收傾斜。且因給付限定職業別身分，給付額度由平均投保薪資高低決定，這形成政府變相補貼高薪勞工，扭曲了政府的重分配角色。同時，若未擴充財稅，政府撥補將導致財政排擠；若擴充財稅，則將增加大眾的租稅負擔。
降低給付則是直接透過裁減老人權益，來維護財務平衡。根據我們的估算，給付緊縮幅度恐需超過5成，方能使勞保財務能於50年內沒有破產之虞。這樣的緊縮幅度勢必為退休者的生計帶來影響，使老人貧困的可能上升。至於延後退休年齡，據我們的估算，即便所有未退休者仍持續繳納保費，仍需延後15至20年方能請領，這使請領前已失去工作能力者難以維生。
過去在政策討論中最常出現的為上述的綜合方案，調高一部分保費、政府撥補一部分、給付部份降低、延後退休數年。這樣方案雖可降低任一方案帶來的負面影響，但卻可能使得在職者、退休者、政府角色與財政，都為了勞保財務平衡而同時被犧牲。
更重要的是，各種綜合方案都僅在維持勞保體制，而社會保險制度缺乏重分配功能、原先低收入者可能落入老年貧窮、以及家庭主婦等無勞動收入者缺乏保障的根本問題，不僅沒有解決，還可能持續惡化。
大破大立的基礎年金
另一種改革想像是從整個年金體系切入，在降低勞保的給付的同時，提高其他保障，藉以在不惡化老年保障下，解決勞保的財務危機。
年金體系由幾個部分組成，由個人到社會集體層次分別為個人儲蓄投資、雇主給予的退休金、職業別社會保險、基礎年金，以及政府救助。對應到目前台灣勞工，雇主給予之退休金即為新制勞退。社會保險包括勞保與國保，勞保為在職期間投保的社會保險，國保則雖名為國民年金保險，但只有沒有其他社會保險的前提下才能投保，故相當於勞工無就業期間的社會保險。
基礎年金部分，台灣沒有整體的基礎年金，但有各種依不同條件訂的津貼，包括民國32年以前出生的老年基本保障年金、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榮民就養給付、原住民給付等，若民國87年前有參加農保，還可有老農津貼。
相較於在勞保體系內的收支調整，年金體系的截長補短更有整體「年金改革」的意味。可能的方式包括提高勞退、擴大國保給付、設立整體性的基礎年金，或甚至是增強社會安全網，來彌補勞保給付緊縮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若勞保給付緊縮一半，勞保年金給予投保年資30年的退休者的所得替代率將從46.5%下降到23.3%。而勞退假設提撥30年，投資報酬率為2%，退休後存續20年，那估計可以創造的所得替代率為15%左右，就算投資報酬率來到5%，所得替代率也僅為32%。
換句話說，若要透過提高勞退來平衡勞保緊縮，提撥的額度需要增加7成到1.5倍，也就是雇主須從目前提撥員工薪資的6%提高到10-15%。以最新的2021年台灣整體的要素所得資料分析，估計約使企業的營業盈餘下降4到9%，但營業盈餘佔GDP比重仍達34至35%，為過去20年平均。這代表雖然雇主受到損害，但整體而言，反而使勞雇間的分配不再惡化。
接著，若要透過擴大國保給付來彌補勞保緊縮，那需要將適用範圍從原先的未就業者擴及整體，並且從保費制轉變為稅收制，因為若沿用保險制，將同樣面對勞保所面臨的人口結構導致的財務問題。
既然是稅收制，給付自然與薪資脫鉤，退休者理應獲得相同金額。這樣的設計將使國保脫離社會保險，轉為基礎年金。其好處是原本勞保給付與工資連動，貧富差距乃至有無勞動收入的落差會一直延續到退休後，改以基礎年金替代後，則可使貧富差距縮小，降低低薪者老年貧困的可能。簡而言之，基礎年金對於改善老年貧困的效果遠優於勞保或勞退，這也是為何年金文獻普遍將基礎年金視為最具保障性的年金制度。
此外，設立基礎年金可以將既有分散的老年津貼進行整併，使體系更加單純。我們估計若要彌補勞保緊縮的缺口，基礎年金須達每人1萬元，在考量整併其他津貼，並且比照其他津貼設置針對退休收入與資產的排富後，估計約占GDP的1.5%。
基礎年金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必須增稅，但台灣的「優勢」在於租稅負擔率極低，目前僅13.2%，甚至低於新加坡。即便加稅1.5%仍遠低於OECD國家的2到3成。且台灣的租稅結構偏重所得稅與消費稅，財產稅低，若以提高財產稅為主，同時具有降低貧富差距的效果。
最後，若是以提高社會救助來彌補勞保緊縮導致的貧困加劇，整體的稅負仍須提升，但不一定能確保社會安全。原因是社會救助是問題發生後的處置，而非預防問題的產生。
結語
綜上所述，面對勞保的財務問題，我們或許可簡單地在勞保體系內以開源節流的方式因應，但可能同時犧牲了在職者、退休者的利益，政府角色與財政也將被扭曲或擠壓。
相對的，若把目光放到整個年金體系，想像真正的「年金改革」，就可發現，不管是提高勞退或是設立基礎年金，不僅可避免老年貧困惡化，可更進一步縮小勞雇、貧富間的差距。
當然，基礎年金對全民的保障以及重分配效果更優於勞退，若能因勞保財務問題設立基礎年金，全民將能因禍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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